2022年,化石能源消費暫時出現“回擺”,但碳中和方向未變。
近年來,各國紛紛在著力解決在能源安全、能源綠色和能源經濟的“不可能三角”中怎樣通過宏觀經濟政策協調平衡來達到三個目標的均衡。
而受新冠肺炎疫情、烏克蘭危機等影響,能源相關二氧化碳排放創出歷史新高,煤炭排放占比超過四成,形勢嚴峻。尤其是全球氣極端氣候的出現、地緣政治的博弈,特別是歐洲出現能源危機紛紛重啟煤電、核電以度過能源短缺困難,化石能源消費出現明顯“回擺”。
但好的方面來看,低碳能源技術創新加速,綠色低碳轉型進程也在加速。不過地緣政治與極端天氣則具有不確定性,也成為新的挑戰。
為應對這些挑戰,從典型國家和具有代表性的典型公司來看,都在一方面著力應對短期能源危機,另一方面從長遠著眼做好能源綠色轉型。
比如,歐洲多國特別是德國重啟煤電和核電以解燃眉之急;更多國家實施更為積極的可再生能源發展戰略,力求通過加速可再生能源發展對化石能源形成減量替代;從市場機制上來看,全球的碳市場建設和改革進程也在不斷推進,特別是歐洲議會通過CBAM(碳邊境調節機制)修正提案,進一步要在全球國際貿易中實施落地;此外,各國也從國家層面加強了氣候領域的合作,在COP26(第26屆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基礎上,2022年COP27達成歷史性協議,首次設立氣候“損失和損害”基金,用于補償發展中國家因氣候變化造成的“損失和損害”;從中美之間看,在氣候領域還是可能有最大公約數的,是最可能形成合作的領域。
而從跨國公司尤其是大型車企、能源企業等來看,也都調整發展戰略,加快綠色轉型的步伐、構建低碳環保的生產體系、加快CCUS(碳捕獲、利用與封存)等技術研發應用,開發和推廣綠色低碳產品。
從全球來看,未來,實現碳中和目標的難度加大了,但是低碳轉型的方向沒有改變;能源安全在一段時間成為各個國家關注的優先項,加快推行化石燃料從主體能源向保障性能源轉變的趨勢依然較為明顯;全球對清潔能源的投資力度在加大,中國將在能源轉型中發揮重要作用。
中國能源結構將持續優化
中國能源綠色低碳轉型正穩步有序推進,總體上來看,單位GDP碳排放明顯下降。根據我們測算,中國能源活動產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與GDP的比值保持下降趨勢,萬元GDP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從2010年的2.54噸下降到2021年的0.96噸;能源結構中清潔能源占比快速提高;電力結構不斷優化,2022年中國可再生能源裝機量首次超過煤電裝機,截至2022年底可再生能源裝機達到12.13億千瓦,占全國發電總裝機的47.3%。
與此同時,產業結構持續升級,以新能源車為代表的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迅速,如2022年中國新能源汽車持續爆發式增長,產銷分別完成705.8萬輛和688.7萬輛,同比分別增長96.9%和93.4%,連續8年保持全球第一,提前完成了“十四五”規劃目標。此外,能源資源使用效率持續提升,全國碳市場也在加速建設中,目前中國是全世界運行最大規模的碳市場。
從工作動態來看,2022年中國碳達峰碳中和“1+N”政策體系已經建立,2022年以來,各部門圍繞“碳達峰十大行動”工作部署,在所涉及的能源、節能、交通、城市建設等重點領域出臺40多項政策,為下一步中國“雙碳”行動指明了方向。同時,煤炭作為兜底保障能源的定位進一步確立,2022年全年實現增產煤炭3.2億噸,實現了年初目標。此外,新能源大基地建設提速,整體規模達4.55億千瓦的沙漠、戈壁、荒漠大型風電光伏基地項目正在加快推進;新能源全面參與市場交易也在加快推進;國家也從制度上推動能耗“雙控”向碳排放“雙控”轉變。
從企業角度來看,中央企業和龍頭民營企業率先行動,據不完全統計,已有約20家中央企業發布了“雙碳”行動方案,民企在踐行綠色低碳發展的同時,推動產業鏈整體綠色低碳轉型。企業在新能源領域布局明顯加快。國家能源、華能、華電、三峽等企業“十四五”期間新增新能源裝機目標均超過70GW。同時,現代煤化工加速發展,推動中國煤化工產業向高端化、多元化、低碳化快速發展。此外,CCUS、氫能等技術研發和項目試點加快,企業碳資產管理關注度提升。
中國能源轉型依然面臨挑戰
過去一年中,中國能源產業轉型面臨經濟增長約束以及成本和技術等制約,國際合作外部沖擊因素增多,內外壓力下,重點仍須解決能源轉型發展的一些體制機制問題。
一是產業鏈低碳轉型面臨穩增長、降成本、促創新等多重約束。經濟增長內在需要能源支撐,但是能源消費增長又與“雙碳”目標有所沖突,須考慮如何平衡好這個矛盾;同時,傳統行業綠色低碳轉型升級承壓,大家紛紛將目光轉向風光氫能等新能源,但轉型成本高、技術路線不一,需要長時間摸索和試驗;此外,新興低碳產業受技術、材料、能耗等因素約束,還未能快速發展。
二是從能源結構調整方面看,要做好保安全、順機制、強技術問題。能源轉型和能源安全之間處于兩難困境,新能源發展也面臨著不能夠大規模被電力系統所接納,大基地中西北的風光還未能進入電網體系;另外,儲能、氫能、CCUS等“雙碳”領域新的技術商業化應用尚需時日。
三是區域發展不均衡加大“雙碳”工作統籌協調難度。一方面,中國能源輸出地主要集中在西北地區,新能源也主要集中在這些地區,而能源消費力主要在東部,空間上的不均衡導致各地碳排量碳排放差別很大。另一方面,碳數據統計制度仍不完善。這些都需要我們下一步在制度政策層面加以解決。
四是“雙碳”推進仍缺乏足夠資金支持和金融工具支持。目前來看,實現“雙碳”目標所需資金缺口較大,2018年以來中國年均新增氣候投融資貸款1.7萬億元,與每年超過3萬億元的新增投資需求相比仍有較大缺口。且目前參與投資主體較為單一,當前“雙碳”目標所需的資金缺口仍以綠色信貸、綠色債券、綠色保險等傳統的綠色金融業務為主,參與主體多為國內政策性金融機構及大型中資商業銀行;此外碳金融產品和衍生品比較欠缺。
五是從市場體系來看,“雙碳”市場體系和運行機制尚不健全。比如,中國碳排放市場雖然為全球最大,但是覆蓋行業、產品均非常有限,與其他市場相比比重較??;電力市場改革依然面臨電源結構優化、價格機制改革、競爭效率提升等多重挑戰;綠電交易還處于試點階段,碳市場與電力市場的協同發展和價格銜接機制有待完善等。
六是“雙碳”國際合作還面臨綠色壁壘、地緣政治、大國博弈等沖擊。比如,歐盟CBAM等可能成為綠色貿易壁壘。
統籌推進經濟發展和“雙碳”目標實現
中國要統籌經濟發展和“雙碳”目標實現,加快規劃建設新型能源體系。
具體而言,我們要立足以煤為主的國情,兜住能源安全的底線,在區域之間要充分考慮資源富集地在能源保護和支撐發達地區發展中的重要作用,設計更加具有激勵性的科學的考核機制。同時,加快建設新型能源體系建設。
我們認為,新型能源體系應該是主要依托沙漠、戈壁等大型新能源基地,探索形成一個最大化消納的可再生能源新型能源體系。新型能源體系不能簡單理解為新型電力系統,它應該是新型電力系統的一個“升級版”,更多是一個多能互補的且離不開氫的新型能源體系。
過去能源體系主要著眼于大基地配合高壓外送,而新型能源體系更多考慮這些大基地的新能源如何就地消納。在其中氫就可以有獨特的擔當。
比如,氫作為清潔優質的二次能源,可以在交通領域對汽柴油形成替代;作為儲能方式,可以與電力系統配合,以長周期、大規模、跨季節的儲能方式幫助新能源集中外送;作為清潔的化工原料和還原劑,氫可以在煤化工、石油化工里面來替代煤炭石油氣。這樣就把氫納入到工業體系里,對中國作為工業大國脫碳減碳具有非常深遠的意義。同時,也為新能源就地消納提供解決方案,與當地工業農業結合還可以帶動當地經濟發展,縮小地區差異。
總體而言,長期來看,中國實現“雙碳”目標的方向不會改變;短期內,在復雜多變的國際形勢和能源資源供給壓力作用下,仍須遵循以煤為主的基本國情,做好“先立后破”大文章。
未來,“1+N”政策體系將進一步完善;智慧電網、數字經濟的結合,使得新模式新業態也將不斷涌現;不同地區和行業碳達峰路徑也會呈現差異化,要充分尊重地方實際和經濟發展需求,推動碳達峰路徑差異化,對待各個產業不能“一刀切”;下一步“雙碳”推進策略也會更加務實。
從具體建議來講,首先要把握好先立后破、有序推進的要求,尊重以煤為主的基本國情,在區域之間建立更加公平、科學的考核機制。探索能源輸出地補償機制,如轉移支付、稅收優惠,激勵其更好地做保供,同時有時間空間積極轉型。
其次,促進煤炭清潔高效利用。面對中國以煤為主的國情,最現實的問題是怎么樣把煤用好。因此,一方面,要做好煤炭清潔高效利用。其中,存量替代意義很大,如把新能源導入進來,做好煤炭和新能源的耦合,然后在存量里面用新能源。比如通過氫來幫助新能源導入到存量里面來做替代;同時做增量,大力發展新能源。通過多措并舉支持煤炭清潔方案不斷優化,支持中國能源大國轉型行穩致遠。
再次,通過大力發展“風光火儲氫”源網荷儲一體化配電網絡等,支持新能源平穩健康發展。比如,探索離網制氫等,來解決新能源外送和消納問題。
最后,還要繼續推進產業結構綠色低碳轉型,全面加強能源資源節約利用,加快健全“雙碳”支持政策體系,并差異化推進“雙碳”國際合作等。
(本文根據景春梅2月28日在《中國碳達峰碳中和進展報告(2022)》發布暨“碳達峰碳中和”研討會上的講話整理而成,未經本人審核。)